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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和关系:当代城市设计实践中的议题和思考 庄宇 时代建筑2021年第1期

发表时间:2021-03-20 14:48  来源:未知  点击量:

  城市设计是通过整体地研究和组织不同城市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来实现其价值的。文章梳理了城市设计涉及的要素及其发展中的空间关系组织方式,提出了“秩序”和“效能”是决定空间关系的关键,结合当代城市设计实践案例,详细分析了组织要素的逻辑既要考虑建构整体和单元两个层次的空间秩序,也要通过要素组织或重构关系以提升城市整体效能。

  中国当代城市设计实践的议题和范畴如此丰富多样,比如总体和局部、更新和开发、枢纽和滨水、中心和社区等等,几乎涉及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这使得我们很难用有限的几种类型来概括。而其中所面对的问题却始终和我们对城市发展的认识密不可分,究竟什么是当代城市设计的核心?

  城市设计的思想缘起于城市建设的艺术,思考如何通过建筑实体和公共空间的布局安排,创造优美协和的城市环境。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发展,今天的城市设计在此基础上,更呈现出一种对工业化时代专业细分后的回归,即把城市的多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达到优美、活力、特色、高效、公平和可持续等目标。在这样一个进化发展脉络中,“人与环境的关系”始终是城市设计的根本。

  从全球视野来看,西方世界的城市发展主流正从60~80年前的大型开发逐步转变为局部小型的城市更新。大规模的规划实践逐渐减少,使得城市设计所擅长的中微观物质环境品质提升项目不断增加。东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新区开发与旧城更新在多种尺度下相伴展开。在中国,城市设计则越来越活跃在大型开发和更新项目中,并伴随大量的“总体—片区—地段”多尺度层级的实践工作而成为开展城市建设的主要工具,而不仅仅停留在设计理念。近几年,深圳、上海、北京、成都、杭州等城市的重大项目中,如深圳湾超级总部区、深圳机场东空铁联运片区、上海北外滩地区、雄安新区等,城市设计已经成为核心平台,肩负着融合土地利用、综合交通、产业策划、功能布局、形态组织等多个领域的使命。

  中国的大量实践印证了城市设计工作的价值,在于综合“从上至下”和“由下至上”的政府—市场—人的诉求,整体地研究和组织不同城市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通过具体形态环境的塑造落实城市发展目标,并形成付诸实施的机制和手段。

  城市设计通常涉及四类要素:建筑、构筑、市政工程等为主的实体要素,街道、广场、公园、绿地等构成的空间要素,历史建筑、工业遗存、文化遗址及风貌保护区等组成的既有人工要素以及自然地形地貌和山水林木等的自然要素。

  在长期的开发建设和更新活动中,城市要素主动或被动地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空间关系反映了城市运转和日常生活的需求。在早期的城市中,如意大利的古城锡耶纳,自组织的城市缓慢地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街道、广场、建筑,与地形精密地结合起来,不同要素也依托当时的生活而呈现出紧凑、细致、有机的关系。如今,随着建造技术和组织机制的发展,城市的构建中以建筑、街道、广场为主的基本内容已经得到大大扩展,增加了诸如地铁站、步行桥、防汛墙等为满足当代发展需要的交通、防灾、市政基础设施新要素。这些基本内容和扩展要素被快速组织和建造,以达到切合城市需要的空间关系,甚至为了满足更为高效而经济的运行,其组织方式也由土地划分单元的平面组合模式,衍生形成了立体组织的发展趋势,并更多地从系统化和人本化的思维来看待城市中的要素关系,产生了当代城市中要素穿插、渗透、叠合等的组织模式创新。

  例如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法国巴黎拉德方斯新区,将城市道路、市郊列车、城市地铁和空中步行平台与周边的建筑群完全整合在一起,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了更高的空间产出和紧密的功能组联系,协同了机动化快速流动和舒适步行活动的关系,也从整个巴黎的城市尺度下完成了新区老城的承续格局,使人们通过交通廊道上方的步行平台等要素,感知和体验了“巴黎轴线”的城市意象。拉德方斯的城市设计遵循但超越了城市形态学、建筑类型学和城市意象等理论,挑战和突破了建造城市的范式,虽然同时期相当多的城市设计在传统形态学思维延续下也取得了成功,如柏林的波茨坦广场、伦敦巴特西电厂地区更新项目等。

  “空间句法”创始人比尔·希列尔(Bill Hillier)教授指出“空间是机器”,是一组整体性的关系,其中任意一项关系都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其他所有关系。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人)社会与空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在建筑物与城市之中,重新领悟形态和功能的相辅相成。城市正是一部巨大的空间机器,如何组装不同的零件(城市要素)使之成为我们所需要的(城市空间)机器,特别需要去分析零件(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了不同功用(业态)之间的关联、人们在使用城市中的认知及行为特征等,而这个组装过程就是根据城市运行和日常生活的规律对一系列空间关系开展的设计和决策。当然,城市更是一部在不断运转中持续生长、有生命的“机器”,城市要素的空间关系也伴随着日常使用而发生着新旧更替。

  如何决定对城市要素的空间组织关系,首先需要站在“人”的角度,就是市民(们)如何在其中进行日常生活的,如何认知、感受和使用它;其次是城市中的不同机构和企业,如何在城市中获得良好的上下游产业互联互通,达到更高的工作和生产效率;当然,每个城市也会拥有对未来的期许,城市的发展理念、目标和愿景,特别是结合自身在地域、经济、文化和上的特点,形成地方特色和竞争力,这更是城市通过要素组织而自我塑造过程的基石。

  因而,如何决策城市要素的组织来形成好的空间关系,需要具有市民、企业、政府等多方面视角。从城市整体利益出发,要形成城市要素的良好组织关系,两个方面的考量是不可或缺的:关系所带来的“秩序”和“效能”,它们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感受和城市的运行。

  城市要素经过组织后呈现的整体和局部都能给人们在认知上带来秩序感。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考工记》中早有描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从格局、功能和尺度都呈现了组织带来的秩序,如今我们在福州三坊七巷、浙江乌镇、云南大理等古城镇都能感受到这种秩序带来的魅力。在西方城市中,阿姆斯特丹、佛罗伦萨、布鲁塞尔、伯尔尼等多座老城同样展现了扎根地域特点的秩序感和由此产生的城市特色。这种秩序的建立,既源自城市整体层次的格局——如何组织城市的布局和形态,也来自城市各个组成单元——邻里和社区的布局,特别是其中的街道、广场与周边建筑的组织关系。

  整体的秩序,是对城市形态的结构性塑造,呈现了城市中的重要建筑或区域、道路网格、主要公共空间与城市地形地貌等地方特征的空间组织关系。这里所谓整体,可以是大中城市的局部或小城市的全部。正如《城市的形成》一书所提及,世界上的伟大城市中,既有壮丽风格(grand manner)为代表的宏大秩序,这类秩序的构成常常涉及雄伟的城市轴线、中心标志物、林荫大道和两侧的重要公共建筑群,华盛顿、巴黎和北京古城等都是这种类型的楷模;同样,也有许多迷人的城市带来了画境风格(picturesque manner)为特点的有机秩序,它们往往通过结合山川河流等地形条件和本地文化,产生了因地制宜的组群式建筑片区,不刻意布置城市轴线而形成非对称的路网布局,融入环境而成为特色,锡耶纳、阿姆斯特丹、香港等都展现了这类有机秩序所带来的丰富趣味。

  近30年来中国的城市设计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大型开发项目带来了对整体秩序的多元思考,通过引入城市“轴线”“完型空间”等方法来强化对整体格局的认知,组织城市形态秩序,如深圳湾超级总部城市设计、广州珠江新城、杭州钱江新城、上海滴水湖片区城市设计中所呈现的宏大场景;也有不少城市设计中结合地域的特征构建了与环境结合、非对称的有机秩序,如上海安亭新镇、佛山岭南天地、漳州市中心区等。我们在2011年完成的漳州市中心区(碧湖)城市设计利用了污水处理厂旧址进行片区的综合更新改造,将商业、居住、文化和公共活动中心等多个功能与街道路网、水系、遗产保护等要素综合考虑,结合场地中对防汛排涝的需求,形成了结合遗产保护的碧湖中央公园和环绕公园的多组功能混合区以及市民广场等公共空间主导的有机秩序。

  单元的秩序,是城市局部片区中街道、街坊、建筑、公共空间和地块之间的空间关系。单元指邻里或社区所构成的细胞,可以是住宅、办公或多功能混合构成的。现代主义之前,建筑和街道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尽管建筑的年代和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但建筑对街道和广场的界定带来了清晰明确的空间秩序。即使在东西方不同文化下发展的城市,都能清晰地看到这种“建筑街道一体”的秩序观,正如西特(Camillo Sitte)的《城市建设艺术》(The Art of Building Cities)和芦原义信的《街道的美学》(The Aesthetic Townscape)中讨论的建筑界面与街道的品质、街道尺度、街廓比例等,从类型上总结了尺度下创造空间秩序的经验。我们也不难发现东西方虽然存在形式感和空间尺度上体验的差异性,但(建筑)实体和(广场街道)空间互相依存的整体关系则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福州三坊七巷(上左)、浙江乌镇(右上)、西班牙巴塞罗那(左下)、瑞士提契诺(右下)的“建筑街道一体”的单元秩序

  现代主义时期柯布西耶提出的“明日城市”,呼应了机动交通的发展需求,打破当时规划和设计思路的局限,呈现了立体城市等新设计观。但“底层架空”和“流动空间”被误解和滥用后,破坏了老城原本清晰的街道层空间秩序,更扰乱了空间秩序作为城市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建筑)利益的基本准则,导致现代主义之后的新城建设在单元尺度下显现出空间失序。这种失序,在欧美和中国城市的新区建设中都不难见到,特别是当地块或街坊开发中的个体利益形成主导后,所带来的自我的“英雄主义”建筑(群)正在大规模侵蚀城市街区中“建筑街道一体化”构建的秩序感。

  令人欣喜的是,在项目层面,如上海大宁商业中心、北京三里屯Village、深圳华润万象天地、杭州的D32商业街区等地产项目正努力再现这种小尺度街坊为单元的空间秩序魅力。2010年建成的杭州D32商业街区项目中,作为项目建筑师,我们尝试通过结合周围环境的总体设计到单体设计,构建城市秩序——力图在尺度差异中修复再造一组可以诱发“新老对话”的城市公共空间系列,通过化解大型建筑综合体的体量和构建多样化建筑形象,结合刻意的建筑围合和界面功能,来创造有品质的公共空间,使人们在体验多样性的同时也获得清晰的空间秩序感。虽然这类由单一开发商操盘的项目称之为总体设计而非城市设计更为贴切,但开发商及其建筑师所看重的整体感——由建筑与空间构建单元秩序的城市设计思维,却正是大量城市建设中所欠缺的。

  在城市层面,深圳的22、23-1街坊虽已建成多年,却是近些年通过城市设计导则实现多个开发商共同完成建筑与空间整体秩序的典范,这也是中国城市设计实践中迫切需要的工作目标:通过组织城市要素来建构清晰的空间秩序。可喜的是,近些年不断有类似的实践在积极地探索,在遵循、突破乃至重构地方规划技术规定基础上,产出许多有品质的城市设计项目,例如上海的创智天地、北京的北京坊、成都的太古里等。

  效能也称绩效(performance),是为实现其目标而展现在不同层面上的有效输出,它包括个体效能和整体效能两个方面。整体效能的实现应以个体效能实现为基础,但是个体效能的实现并不一定保证整体效能的最佳。

  城市设计需要通过组织不同的要素,形成具备城市运行最佳整体效能的空间关系,这里的整体效能包括了经济活力、社会融合和文化创新等,而不单单是某个方面如机动车通过的交通效率或是开发建设形成周期的管理效率等。如果整体效能按一定的逻辑关系被层层分解到每一个体时,均能达成经过组织后的要求,就能实现城市设计中要素组织的“效能”目标。

  城市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综合性工作。为便于快速建设,在规划管理中常常通过道路把土地切分成不同用途的街坊或地块,结合功能分区形成各自独立的城市要素——独立功能的建筑、广场、街道等,也形成了用地红线为边界的单个要素自我完整性,恰恰是这种完整性容易打破要素间互相联系、共造环境的内在逻辑。例如,广场和街道既要依托作为边界的建筑来界定其品质,也需要建筑的底层功能来支撑其中的城市活动。如果建筑和广场是作为各自独立的要素来开展封闭式的红线内工程设计而不顾及周围,即便个体的环境品质或产出面积最佳,但城市整体的活力却因此出现问题。

  当今的城市,不仅面临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新需求,也面对人口、气候、环境等带来的新问题。城市设计作为对整体形态环境的构想,需要直面密集流动所诱发的竖向形态发展趋势,辨析轨道、车行、步行同时运动系统驱动下的城市运行特征。同时,需要厘清更多城市要素加入的因果关联,在实践中需要超越单一要素主导的平面组织思维,构建新的关系组织逻辑。这种逻辑不仅要思考人们感受的秩序,更需要思考要素组合后的整体效能,而非个体效益最大化思维。

  伦敦金丝雀码头地区城市设计,正是这样一种统筹整体效能的实例:多栋(超)高层商务楼充分接驳了轻轨、地铁和铁路带来的大人流,也围合形成高品质的广场和花园;街道层被整体抬高形成公交车、慢行机动车通过的宜步行区,大流量的机动车则在下层顺畅通行而不干扰其上的僻静花园;同时,兼顾沿滨水的亲水生活需求以及休憩、节庆、演艺、商展等公共活动以及商务区大量的消费需求,设置贴临水面的餐饮消费区和中央三处动静分置的花园广场,以及接驳停车区的地下商业街;三座塔楼和船坞改造而成的水道以及多活动基面组合的形态结构也使得该地区成为具有独特魅力的伦敦地标区——水上华尔街。虽然公寓等居住功能的配比过少影响了周末的活力,但金丝雀码头的成功代表了城市设计在综合交通、建筑、公共空间等要素实现整体效能的组织逻辑获得了市场和社会的认同。

  城市要素,无论是建筑、公共空间或道路等,互相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随着城市建设各专业细分,公园绿地、建筑用地和道路用地之间均以红线为界,求得自身的完整性。要谋求高效能的城市设计,需要深入研究要素之间的关系,挖掘、再现和强化要素间的内在联系,从梳理要素的开放性入手,形成不同程度、由内而外的交织、渗透、融合的空间关系,在空间形态上将呈现一种要素之间从平面到立体、从均布到集聚、从独立分块到交织穿插的新组织逻辑。

  为了获得更好的城市整体效能,需要对原有的组织逻辑加以提升、完善甚至突破。在漳州西湖片区的城市设计中,我们在分析防汛堤坝和城市快速路将阻隔滨水活动和堤内城市片区的基础上,打破了原来堤坝、道路、公园、广场、建筑由不同的红线划分互不干扰的规则,提出将公园、广场(城市阳台)等公共空间要素与之进行立体整合,形成了机动车通过效率、驾车体验和公共生活共赢的空间组合关系,实现了结合地形的市民公园,并以其为核心获得了城市片区与滨水生活的融合,成为高能效的城市品质特色区。

  在另一个项目中,我们尝试通过立体组织的思维协同铁路和地方的矛盾,释放铁路用地带来的机会和价值。在郑州小李庄铁路客运站地区的城市设计中,根据对铁路、地铁、道路、生态环境、成片开发等要素的分析,确定实现“站城协同”和“TOD”的发展目标,提出了铁路下沉和地下站台车站的策略,形成城市道路贯通、轨上建设公园、铁路两侧开发等一系列实效,将原来带来影响的铁路地区提升为高品质环境、高效率换乘、高密度开发的特殊价值区,使城市和车站的整体综合效能获得极大提升。

  当代的城市设计,正面临着继往开来的发展机会,既要提炼和传承已有的经验和理论,也要直面发展的要求和新的挑战。在大数据等一系列智慧决策和新建造技术的支持下,需要思考如何整体地建构不同城市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创造有特色、高品质的空间秩序,获得更合理的整体高效能。这种要素关系组织的创新,会较以往更加精密地捕捉既有的经验,也将更注重特质和价值的追求,而这所有的新逻辑,也将更多地依托对人和场地的尊重以及经济规律的遵循。

  (图片来源:谷歌地球 、百度图库、SOM事务所、作者、谷歌地球和百度图库、参考文献6、作者根据百度地图绘制、参考文献8和谷歌地球、、SOM事务所和谷歌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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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深圳市中心区22、23-1街坊城市设计及建筑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1年第1期建筑学视角下的城市设计庄宇《要素和关系:当代城市设计实践中的议题和思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重点项目“中国站城融合发展战略研究”(2020-XZ-14)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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